PG电子最新网站入口“新航天时代”的诞生今年是美国首次登月的50周年纪念。回想20世纪50年代，当整个世界都处在二战后的重建过程的时候，美苏的太空竞赛拉响了，阿波罗11号就像是那次太空竞赛最好的注脚，牢牢地标记了美国的一次重要胜利。

　　在华盛顿召开的Satellite 2019会议上，越来越多的人都感受到，现在新的“航天热”甚至超过了上世纪90年底末期的“星座潮”，那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可以用一整天的时间给我讲述那时的各种有趣的故事，而现在他们也都依然都活跃在新的低轨星座舞台上。但更多的人是像我一样，只能从一些历史书和论文中去了解那个年代的故事。但我坚信我们仍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的第一次“航天热”。

　　尽管我们喜欢用“商业航天”来对比之前的“非商业航天”时代的一些变化，但美国确实是从刚刚开始有人类航天活动的时候，就提出了“商业航天”的概念。我们能够查到的美国法案或政策类的文件，比如在1962年的《通信卫星法案》中就指出，该法案的目的是“规定商业通信卫星系统的建立、所属权、运营和管理”。

　　50年后的今天，当年举国之力拼太空的美苏争霸已经换成了几家美国的新航天公司和世界较量的格局，美国时代周刊在2019年7月27日和1969年12月6日的封面对比，也说明了这一点。50年前的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登月竞赛已经变成了SpaceX、Blue Origin和美国与中国的较量。变了的，是美国的对手和主导力量，不变的，是美国。

　　已经有无数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为何美国能够赢得那次登月竞赛，包括美国在阿波罗计划之后如何一次次登上世界航天的顶峰。但今天我们想说一下，千禧年后美国保持其全球航天竞争力继续领先的原因之一，也是在Time封面上苏联换成中国之外的另外一处变化，正是增加的SpaceX和Blue Origin。他们不仅仅代表着美国本土的两家火箭公司，还代表了在2000年之后，美国航天领域兴起的一股“新势力”。

　　我们很难用一个词语来描述美国在90年代后出现的新公司究竟是什么属性，无论民营航天还是商业航天，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些公司的特点和这个时代的特质。我们姑且使用“新航天”这个词语来代表他们吧。今天我们就根据我们对“新航天”公司们的了解和对美国相关的研究来说说，“为什么还是美国”，我们总结了四个关键词：国家政策、航天产业、资本运作和市场需求。

　　作为美国航天发展的最顶层文件，几乎每届美国政府都会出台《National Space Policy》或类似的文件。与当时的苏联和中国不同，美国的企业即便是军工企业，也都是民营或私人所有的。因此美国一直对于民营航天有比较宽松的准入政策，但区别在于美国政府是否鼓励航天及航天产业的商业化的形式。

　　“商业”这个词的首次出现是在1978年卡特总统颁布的NSC-37文件中，这也标志着作为世界航天工业最发达的美国，首次在航天政策中提到了商业。NSC-37政策中“美国太空计划的基本原则”中不涉及商业，但在《美国应开展民用太空计划的政策》中写道：“美国鼓励符合本国经济利益和能够提升美国科技地位的空间能力和系统的商业化探索，但所有的美国对地遥感卫星都需要美国政府的授权和监管。”卡特政府的国家航天政策中并未提及航天。

　　里根总统颁布的NSDD-42文件中出现的“美国太空计划的基本原则”中的第四条写道：“美国鼓励符合本国经济利益的空间能力、技术和系统的商业化探索，这些行为必须符合要求、条约和国际规则。”而对于部门参与航天，美国航天政策的第四条基本目标是：“扩大美国部门在民营航天及航天相关活动中的投资和参与 。”

　　我们梳理了从1978年开始的各届美国政府中关于商业(Commercial)，(Private)和民用(Civil)的提及次数，可以看到从卡特政府之后，整体上美国的顶层航天政策对商业和形式的鼓励。

　　特朗普政府期间虽然没有直接发布美国国家航天政策，但其从2017年12月开始到2019年2月，接连发布了4份航天政策指令。而2018年5月发布第二份航天政策指令《美国商业航天政策的改革与现代化》后，副总统彭斯表示：“这项指令将在注重保护和公共安全的同时，通过为投资者和企业带来更大的确定性来促进美国在航天商业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美国最高权力机构——白宫持续40年对商业化和民营部分参与到美国航天产业中来的开放和鼓励态度下，各个领域的细化实施政策也相应出台。这一系列的政策和法案的公布及实施，对美国商业航天的发展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例如在1992年后，商业遥感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据不完全统计，在1992到1998年的6年间，有超过12家商业遥感卫星公司获得了商业遥感的业务许可，我们熟悉的Digital Globe就是成立于1992年。

　　从顶层的政策再到通信、发射、遥感领域的各类细则实施政策的补充，美国在80年代之后构成了完整的政策构架，支撑本国私人航天和商业化的进一步开展。与此同时，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美国航天产业在政策的扶持下，慢慢地开始储备、掠夺和影响规则。

　　我们以美国最早商业化的卫星通信行业为例，美国在90年代兴起了第一次低轨星座热潮。在那时，低轨星座无论从技术还是商业模式，都并不是一个被验证过的系统。但在摩托罗拉、高通等通信行业巨头相继涌入的热潮下，美国FCC在1998年给出了一个统计，有18个Big LEO系统，15个Broadband LEO系统，12个Little LEO系统和5个Micro LEO系统在1995年开始向FCC递交申请，希望在美国开展低轨卫星通信业务。在这50个系统中，有36个系统都是美国公司运营的。在这50个系统中，最后只有美国的Iridium、Globalstar、Orbcomm和俄罗斯的Gonets星座真正完成了组网运营。

　　通过Iridium、Globalstar和Orbcomm系统的建设，美国的低轨通信卫星产业得到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建设低轨通信卫星星座需要的资源上，其中包括：全球最好的频率资源，全球的供应链市场资源和全球的卫星市场资源。

　　我们回顾美国2013年后兴起的新低轨星座系统，就不难发现在上面的三点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90年代的储备，就不会有新一次的“疯狂”。在OneWeb的“全球买，全球卖”的布局中，我们能够看到OneWeb与Globalstar类似，都集合了世界卫星工业的大量资源，卫星制造是来自法国的Airbus和加拿大的MDA，发射服务是来自法国的Aianespace，火箭是来自法国的Ariane 6和俄罗斯的Soyuz，地面运营商则包括日本的Softbank，印度的Bharti和墨西哥的Salinas。

　　而OneWeb由于没有星间链路，与Globalstar类似地，需要在全球进行网关站建设和服务落地，从OneWeb今年最新的部署计划来看，其拟覆盖区域已经遍及全球。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全球服务卫星系统来说，如果没有Iridium和Globalstar之前20年的全球许可努力，是不可能达到的。

　　美国的资本对于航天领域，有着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毅力。而美国的资本，不仅仅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风险资本，还包括来自政府、富豪和二级市场的“资助”。而这样的来自不同的资本力量的资助，也被国外普遍认为是“新航天”与过去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的商业航天公司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投资，这里的投资包括至少五种形式：合同、采购订单、资助、合作协议和其他交易。我们前文说到的商业遥感公司，在成立早期非常依赖于政府的订单与资助，而在来自NIMA和NGA的合同中，有的是通过合同购买图像，有的则是直接资助商业遥感公司开发新的遥感系统。

　　在通信领域，前面我们说到的Iridium星座，在星座完成部署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政府合同都是占据其收入主导地位的。从Iridium在2010年公布的一份财报中我们可以看到，Iridium在2005年的收入中，政府和商业的比例几乎为1:1，而在2019年Iridium最新公布的2018版本财报中，政府和商业的比例已经降到1:3.6。可以说如果没有早期政府的订单扶持，Iridium很可能会第二次破产，更不用说在2015年开始的二代星部署计划了。

　　美国著名航天风险投资机构Space Angels在2019年6月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统计了自从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和私人领域对航天的投资，其中美国政府在2000到2018年的投资总额达到72亿美元。而令人惊讶的是，其实私人资本对美国本土航天公司的投资额，在大部分年份是低于政府投资的。总体趋势来说，直到2013年后，私人资本的投资才占据了整个投资的主导地位。

　　美国在2000年后航天“新势力”的兴起，与私人资本的大幅进入有很大关系：在SpaceX和Blue Origin默默发展的2000到2008年，私人资本的投资不温不火。直到2008年SpaceX的首发Falcon 1的成功，才彻底激活了市场的热情。

　　一直以来，航天“贵”的逻辑都在于进入太空的成本太高。Falcon 1的成功让人们看到未来进入太空成本的降低成为了可能，于是在硅谷也兴起了一波像PC时代一样的“车库”创业者和太空风险投资。Bryce Tech and Space公司在2019年新发布的《Start-up Space 2019》中对航天的投资人进行了统计和梳理，其中美国在投资人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的投资人数量达到382，占到全球总数的54%，在这其中又以加州最多，占到全球总数的26%。

　　近三年的投资数据显示，美国的私人投资，特别是种子和风险投资在全球的比重仍然很高。从2016到2018年的数据总数来看，美国的种子和风险投资总额达到57.76亿美元，占全球投资总额（70.51亿美元）的82%。在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的双重推动下，美国的新航天开始腾飞。

　　美国航天相关政策、产业和资本对新航天的巨大投入，成为美国新航天发展过程中能够再次领先全球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美国在市场需求方面的迭发、在技术转让领域的公开透明以及在人才流动问题的灵活开放等方面，也做了许多的尝试和努力，但相比于前三个因素，这些因素更多的是在配合和推动，在此不做详述。

　　通过对美国新航天发展趋势的研究和分析，我们能够发现在上述三个关键因素的加持下，美国新航天的发展趋势就逐渐体现了出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初期就重组了美国航天咨询委员会，并发布了多份航天政策指令，而其第一份政策指令就是充分的国家意志的体现——美国人要在近期再度登月。尽管现在美国的工业基础和航天大环境与60年前的阿波罗时期大不相同，但航天产业仍然是国家意志的强势体现的大思路没有变化。

　　美国希望登月这一仅由美国人曾经完成的时代符号能够延续，美国希望通过再次登月巩固自己世界超级航天强国的地位，如我们在文初所言，这么多年过去了，美国的对手变了，但美国没有变。SpaceX和Blue Origin的强势崛起虽然代表的是美国新航天势力，但其最终依然是服务于美国的价值体系和美国的国家意志的。

　　20多年前的低轨星座潮虽然以破产保护或资产重组等形式“失败”了，但我们要看到的是当时美国最好的手机、芯片终端厂商对解决地面通信系统的覆盖瓶颈问题新理念的尝试；今天我们看到如Facebook、Google和Amazon等美国大互联网公司都在纷纷涉足航天产业PG电子官方App下载，其背后的逻辑也来自他们希望能够用互联网的思维和力量去颠覆传统航天保守的理念，去勇于尝试新的事物和应用。

　　硅谷的SPIRE、Planet、Skybox等公司的出现，也建立在他们认为摩尔定律应该出现在卫星领域的新理念，建立在他们坚信颠覆式的创新会再次在硅谷出现。他们摒弃了原先的长寿命高可靠的信念，转而向低成本快迭代的新理念，事实证明，他们对了。

　　美国宽松的政策、产业和资本环境使得新航天的试错成本进一步降低，新理念和颠覆式创新能够充分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