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名厂（七三四厂）到三线工厂一位老职工的自述百岁老人周振秋，曾是南京七三四厂的一位老职工，他的自述故事真切，披露出该厂一些鲜为人知的旧事，使读者耳目一新。同时，他对过往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吃得很准，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记忆力及丰富的人生阅历。所以，史料价值很高。接着我们往下看他的自述。

　　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抗战爆发，欧阳藻博士（1933年8月起，任留美同学会会长，金陵大学老校友、学欧阳藻奖学金设立人、中国工程师学会美国分会会长、著名无线电专家和教育家）回国参加抗战，在湖南省宁乡县，认识了在1937年5月进入长沙甘家台娄记营造厂学徒的我。

　　1938年2月欧阳藻博士带我到湘潭下摄司，参加建设抗战工厂一中央电工器材三厂（因抗战，由南京内迁，建国后是南京七三四厂）当艺徒，成为该抗战工厂艺徒第一人。

　　中央电工器材厂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筹划和主持，属于国有企业，承载着当时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该厂主要制造：1.电线电缆（与英国三家公司技术合作），张承祜任一分厂厂长；2.收发电信电子管（从美国购买技术），附带生产灯泡，冯家铮任二分厂厂长；3.有线电话设备（从德国西门子公司购买技术和设备），黄修青任三分厂厂长；4.动力电机、变压器和开关设备、附带生产电池，许应期任四分厂厂长。由南京迁址选定在湘谭下摄司，后因日军侵占武汉而改在昆明、桂林二地。

　　1938年8月17日到25日，日军对长沙地区进行空袭轰炸，我所在的厂区住宿被炸毁，同事们都以为我完了PG电子。第二天我从父亲家回来，受到同事的庆贺感到莫名其妙，后知，其实是躲过一劫。

　　1938年9月我随三厂搬迁到桂林，机器设备从德国进口，而当时越南的法国当局禁止运输德国货，于是，在香港九龙临时成立电工器材三厂

　　1938年12月我跟随欧阳藻博士、计晋仁（留学英国、地下党员、工程师，建国后北京治金研究院院长）、李拓芜（原老管理员，建国后北京738、武汉733厂工程师）等一部分人到香港建设电工器材三厂预备厂，将存港军用电话机材料装配成件，及时供应抗战部队军需。另外，后经多方艰苦努力，才将部份机器设备经仰光沿滇缅公路运入国内，并于1940年7月在昆明马街子投产。这段时间我可以看到新华社报纸和介绍毛译东的小册子

　　1939年11月我从香港经越南回到昆明的三厂，日本报纸宣称摧毁了中国后方的电子工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总办事处和第一厂都被轰炸，职工们同仇敌忾，夜以继日抢修厂房及机器设备，两个月后就恢复了生产。三厂和四厂虽然幸免，但因厂房过于密集，空袭极为危险，经呈准资源委员会，将第三厂迁往安宁的清音山侧。

　　中央电工器材厂是知识分子的海洋。从总经理到各分厂厂长、总工程师等基本上全是留学英、美、德的大学教授，中级技术人员也都是国内的名牌大学生，工厂派往国外考蔡和实习的人员先后总计110余人。为了用好和维修德国设备，工厂常年开办德语培训班、技术培训班，择优任用。

　　1941年2月，三厂厂长黄修青批准我由徒工转正为技术工人。他曾在昆明、上海、天津、南京等地从事有线电工程技术和管理工作。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对完整地保存南京有线电器材公司的全部设备作出了奉献。建国后，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四机械工业部工程师，

　　由张景廉、戴振锋、王天眷等研制做成多套军用无线电机、航空用短距离通话机，由任之恭、林家翘、陈芳允等研制军用加密无线电话机，由毕德显与空军军官学校教官叶嘉祺合作研制长波无线电定向器等。我参与生产制造的中央电工器材三厂的产品，还装备了援华美军和飞虎队，其中好多急件还是我们抗战工厂目己搞出来的。

　　1943年10月桂林的二厂冯家铮厂长借调我到此厂技术攻关。1944年1月昆明三厂厂长黄修青调派我回昆明三厂工作。

　　1946年抗战胜利后，中央电工器材三厂迁回南京。改称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批准我升任为公务生。

　　1948年我的周围一直有地下党的同志在活动，受影响，我秘密组装了多台电子管收音机，组织秘密收听陕北人民广播电台对蒋管区的新闻广播。员工李永华、钟作铭等人经常避开驻厂军警的监视，来我宿舍秘密收听新华社播音，以便了解全国解放战争的局势，我们更加坚定了参加、迎接解放的信念。

　　△(1947年）元月我在上海购买的无线月，资源委员会第三任委员长孙越崎，在南京召集资委会所属重要企业的负责人秘密开会，动员他们坚守岗位，保护好工厂财产、档案，准备弃暗投明，迎接解放。他在会上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学工程技术的，都是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就参加了中国的工业建设。资源委员会现有的工矿企业，是中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保存下来。他还说：“党执政后，一样要建设中国，一定会用我们，大家都会有用武之地的。”。他还让大家回去后向附近会属厂负责人秘密转告。拒绝执行蒋介石关于拆迁资源委员会所属工厂设备去之命令，将所属近千个大、中型企业及三万多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党。

　　1948年11月，老同事地下党员欧阳文河同志（抗美援朝回国后于陕西宝鸡群力无线电器材厂、离休）在获得地下党组织批准后，单线秘密发展我为地下党员。当时同在厂工作的地下党员有老同事王荫（北京电子工业部第十二研究所研究员，已离休）、赵福球（四川绵阳国营第730厂总工程师）、连肯夫（国营红声器材厂厂长、已离休）等人。

　　1948年冬，蒋介石亲自命令将资源委员会在南京的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限期迁往，随着南京卫戒司令汤恩伯多次催促。孙越崎等先以运输困难和经费为由，一再拖延，后遇蒋介石下野并又利用其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使搬迁之事搁置起来，而且还得到130亿元的搬迁费。

　　在1948年12月地下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以南京中央有线电器材公司，工具车间一组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党领导的护厂、保设备不被破坏，阻装阻运迁，迎接解放的斗争。我毅然甘冒生命危险，坚决执行地下党组织的三慢方针（慢拆、慢装、慢运），故意拖延时间。

　　而未受地下党影响，搬迁工厂去的载重八千余吨的客货轮停在码头等待，有几家厂，争先恐后在码头装货。到1949年1月下旬，乘蒋介石下野之机，按地下党组织的指示精神，我们迅速把堆放在码头上的设备全部搬回原厂，重新安装。事后大家借口轮船开跑，机器暴露码头，风打雨蚀，容易损坏，才搬回原厂的。紧接着就在地下党的组织下，积极进行护产护厂的斗争，坚持拒绝再次拆迁设备改用火车装运的企图。随着解放大军的逼近，军队逃跑时把下关车站及大校场机场炸了，明故宫机场被加以破坏。为防止敌特逃跑前炸毁工厂，在地下党领导下，我和其他护厂队员连续长期吃住在厂，日夜巡逻，保卫工厂不被破坏，迎接解放。

　　离休老干部欧阳文河同志在1987年11月6日给我的来信中说：你在解放前夕，在保护厂的工作中，做了许多的有益于保护工厂及其设备不受破坏的事。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也是这样，实际上你当时的行为，起到了一个地下党员应起的作用”。

　　陈毅曾对此作出评价：蒋家王朝已经垮台，所有伪单位纷纷南迁，伪中央部、会一级中，只有资源委员会所有人员，包括各级负责人，以及在已解放地区所属各厂矿企业员工及设备器材，几乎未走一人，几乎未有一点破坏，实在是伪中央文职机构中的一个全体员工起义的团体！”

　　1992年10月7日，中央局会见孙越崎和原资源委员会在京的部分人士，以公开的形式评价了原资源委员会人员的历史功绩。不久，原资源委员会护厂护矿有功人员陆续收到了中央组织部、部联合发来的文件。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原资源委员会，护厂护矿有功人员，视为中国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对待，参加工作自1948年10月算起，即孙越崎召开秘密会议的时间”。

　　在军管会直接领导的护厂纠察队里，我是队里的主要成员。在清除工厂残余，收缴驻厂伪的及潜留特务骨干和恢复生产等斗争中，我积极肯干，发挥了骨干作用。离休老干部欧阳文河同志，在1990年1月19日给李永华同志的信中回忆到：“南京解放前夕，总的讲来情况复杂，斗争极激烈而残酷。在南京有线电厂北大门附近的原库引爆，即为其中的事例。在那些时日里，周振秋、许毓曾和你们确实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四月二十三日南京解放以后，军代表进厂接管以后，即为纠察队组织。该组织肩负巡逻站岗放哨、保卫工厂安全、早日恢复生产秩序、发展人民经济。又是那些同志抗饥寒、牺休息、保护人民的财产，作出了许多贡献”。

　　解放后，欧阳文河同志于1950年离开工厂，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我的组织关系因单线联系的档案记载不完善，但我依旧努力工作并于1952年4月由军代表徐杰、娄新海同志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党，1950年我被评为南京有线电厂劳动模范。

　　△1954年10月国营第734厂奉中央二部十局54年10月13日干字第5364号命令周振秋为工具科科长兼工具车间主任（再次确认为国家干部）。

　　△1957年11月奉调支援新建的邮电科学研究院工作，任实验工厂车间主任。（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研究楼）

　　1970年5月8日，电信总局（70）局后工字108号《关于委托编制新建工厂工艺设计的通知》，确定由电信总局上海519厂，候马501厂，西安503厂，武汉535厂负责3个新建厂的工艺设计。下半年我被501派到电信总局桂兴村建厂指挥部传真分厂支援三线月我被任命为桂兴村二分厂检验科科长兼模具车间主任。

　　今年我已是百余岁的老人，我见证了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迎接解放，中央电工器材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支援新中国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国营南京有线电厂（七三四厂）后来改制为紫金信息工业公司

　　、国营北京有线电厂生产交换机、银河计算机。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眉山505厂、侯马501厂、兴安532厂等，都已经完成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市场化公司制企业，承载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继续圆科技、实现强国梦。